1982年2月《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3条和5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第3条均明文规定节约用地。
此处并未明确提及村民住宅或公共设施建设。中西宪法征地条款对国家征地权力的基本想象南辕北辙，两者貌合而神离，不可比附。
[12]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5页，第680页。短短几个月内，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共收到1538封意见和建议来信，其中就有不少有关国有化条款的评论。第一轮审批按照业务系统报用地单位的上级领导机关或有权批准本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机关。201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多地暂停实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展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经征收直接入市的改革试点。凡有荒地、劣地、空地可以利用的，应该尽量利用。
1958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在十年动乱中不复适用，留下国家建设征地领域的法律真空。但这一制度显然不适用于1982年修宪时土地私有者对自己原来的土地享有的使用权。政治宪法学试图回应这种危机，它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旧派宪法学的复辟，也是对新派宪法学的纠偏。
[45]参见前注[3]，林来梵书，前言第4页。这就是为什么宪法是根本法、高级法，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民主神的圣经。[2]这种转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却也引发了某种深层次思考的危机——制度研究的薄弱以及制度反思的贫瘠。美国的国父们通过制定新宪法取代已有的《邦联条例》，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同时又要防范联邦集权所导致的专制与暴政。
一个基本形式就是宪法对政治过程的控制，因为控制了政治活动参与者及其行为，就控制了民主。为了进一步突出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的二元对立，本文主张广义政治宪法学的概念和体系，相较于目前狭义政治宪法学的论述，试图将部分实证宪法学的内容纳入政治宪法的范畴。
引入宪法工程，对于理解宪法学、尤其是政治宪法学的理论逻辑有很大帮助。（二）宪法工程中的角色与功能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中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切确的政权规则。重新发掘民主制度的效力模式，带来了民主宪法的复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做出假设，对宪法工程的理论立场进行某种预设，那就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功能主义。
林来梵教授主张让宪法学返回规范，具体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致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进入专题： 宪法工程 宪法学 法治逻辑 实证宪法学 政治宪法学 。[4]在结成政治统一体、制定宪法之后，集合起来的人民回归到个体的臣民的位置，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民主的诉求。然而，在卢梭的体系之下，政治法却并非是现代所讲的具有秩序稳定性和安定性功能的宪法，因为人民的不断革命可以不断推翻以前的政治法、塑造下一阶段的政治法，而且这种政治法主要是组织法。
宪法工程的逻辑前提是社会秩序人为建构化的假设。易言之，实证宪法学最终还是要回到规范宪法的层面，[48]它表现了宪法学的不同延展方向。
狭义的政治宪法学不能完成宪法组织国家、实现民主的任务，不能全面回答主权者如何安置的问题，它需要扩展到宪法工程，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也凸显了广义政治宪法的建构性意义和操作性价值。这个过程就如同建设一项工程，如同设计一台机器。
……视宪法条文、尤其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条文为无物，有些学者甚至明确认为它们是没用的……[50]不过，与其说政治宪法学不重视宪法文本（实定宪法）或者不真实解读宪法文本，不如说狭义的政治宪法学主要是将问题视域设定在了宪法有效性的问题之上。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应该在于探究宪法规范，而考量那些围绕着这一轴心展开的其它宪法现象则只是为完成上述任务服务的次阶任务。[2]老派（旧派）宪法学者和新派宪法学者的划分并没有太多争议，陈端洪教授、林来梵教授等都有过论述，它大致是老一辈宪法学家和当下中青年宪法学者的区分。这就是根本法实证化的问题——探究根本法的形式和内容的实证化及其功效。面对这样的挑战，规范宪法学认为政治宪法学将宪法现象看成一种政治现象，而且主要是看到了宪法现象作为始源性政治现象的那个片段，并在方法上不去区分‘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而是相应于‘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径自采取政治学的方法。
宪法究竟如何发挥作用，使得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系统化、理性化和可操作化，能够为人民接受并且走向现实？宪法工程将目光投向那些基本环节和通道，尤其是提炼出一系列制度技术（institutional technology）的理论，这为理解宪法内涵、发挥宪法效力提供了基础。他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另一方面，还须记住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
宪法是人民行使制宪权的产物，又要安放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如何组织和建设民主国家就是宪法的天然使命。而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些政治活动参与者反向作用于宪法的行为，例如对宪法的解释、建造、创造和革命，[17]它们是发展宪法的重要方式。
换句话说，回答何种民主？如何实现？正是宪法工程的任务。易言之，释义学并不必然垄断宪法学，宪法工程在品格上是不同于释义学的路径。
政治宪法学回溯到宪法效力的来源——主权与制宪权之上，说明宪法究竟为何而生，先后借用了卢梭和西耶斯的理论，从契约论中推导出宪法是民主载体的结论。[26]这表明建构民主的现实基础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原动力地位。本文正是全面思考民主与宪法的关系，并以此为起点来反思我们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它要力图克服传统规范主义的上述宿命……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规范中的价值核心地位，其次进而追求宪法规范向‘规范宪法的升华。
分析社会条件和制度逻辑，能够厘清宪制选择，也能够反思宪法规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因此，宪法始终面临着创建民主体制、维护民主制度、确保民主效果的任务。
也因为这个因素，宪政工程学常用到数学工具，希望透过数学本身来精简模型。[46]参见前注[3]，林来梵书，前言第8页。
改革涉及政治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展，宪法中的民主制度、或者说是国家组织法，是改革绕不开的主题。[52]更重要的是，这才能彰显宪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如萨托利所说，宪法的最基本内容就是提供国家的基本架构。一个例证就是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也译为凯斯·孙斯坦）所阐发的宪法设计民主的理论，将宪法内涵的精神、宪法规范和宪法结构体现出的功能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宪法是如何促进和实现审议民主的，从而表明了民主宪法的价值与可能性。释义学试图划清与政治理论之间的界限，厘清运用政治理论进行宪法解释的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宪法工程将会促成宪法学的实证化和本土化，极大扩展宪法学的研究范畴，促成广义政治宪法学的概念和体系。
当宪法作为动力机制时，它为政治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提供了激励和约束。当然，也要看到个体主义方法论以及理性人假定的局限性，针对它的批评是很多的，并且容易影响到科学逻辑的准确性。
[1]进入21世纪，新派宪法学者带来了话语体系的革新和研究范畴的变革，但对于如何解读宪法和民主的关系却莫衷一是。[39]当制度明晰且有效时，制度内的人都会尽力符合制度的规范要求，他们的考虑就不再是纯粹的行为结果。
宪法工程是回应民主宪法的理论框架，它将宪法视作民主的表征、民主的约束和民主的动力，通过宪法设计民主，并且通过宪法控制民主。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宪法控制民主过程，也是宪法实施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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